作者：解璽璋

　　最近讀了作家京梅的《八九雁來：姥姥的聊齋》。這本書體量不大，開本類似當下流行的口袋書，讀起來卻讓人不忍釋手，仿佛有一種特殊的味道。一位耄耋之年的老人，將自己一生的故事同外孫女娓娓道來，無論如何都不是一件常有的事，生活中并不多見。

　　讀這本書時，我常常想起我的奶奶，她抱大了我們兄妹五人，在我十八歲那年，她去世了。那是我當上工人的第二年，還來不及更多地孝敬她老人家。但是她對我的好，現(xiàn)在卻越來越頻繁地出現(xiàn)在我對她的思念中。在這一點上，我很羨慕京梅，時間給了她機會和能力，可以把姥姥的故事娓娓而談記錄下來，著述出版，使她與姥姥的善緣得以功德圓滿。而當年的我，是不具備相應(yīng)的機會和能力的，奶奶也只能帶著一肚子的故事走了。

　　《八九雁來——姥姥的聊齋》京梅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25年8月第1版

　　我的這點自怨自艾本不足論，而只是想回應(yīng)京梅在“緣起”中提到的一點想法，即將“一名普通的家庭婦女”的故事記錄下來，從而提供一種與“當代文人傳說中美好的民國時代”不同的認知。這是一種不錯的想法，恰好應(yīng)和了當下歷史寫作從微觀到個人化的潮流。寫帝王將相的固然很多，卻也有寫宮女、小吏和兵士的。現(xiàn)當代作品也常有所見，較早的就有“北漂詩篇”，陸續(xù)便有了更多的普通人加入到寫作中來，他們中有一線工人、外賣騎手、公司職員、保潔女子和田間農(nóng)民，其中不乏八九十歲的老人。這些帶有個人化敘事特點的作品，多采取自述非虛構(gòu)的方式，表現(xiàn)的都是個人生命歷程，并由此折射出社會變遷和時代色彩。京梅這部《八九雁來：姥姥的聊齋》所述聚焦于民國至新中國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和許多人所熱衷的名士淑媛、名門望族的生活場景不同，姥姥所提供的主要為“窮出來的知識”和窮苦人的生活場景，從而彌補了以往歷史敘事的不足。

　　敘事方式上，京梅采取了姥姥口述，并由她整理、訂證、辨析的做法。姥姥的身世并不復(fù)雜，她的娘家在德勝門外真武廟一帶，住在那里的多為廚子、轎夫、做小買賣的，都靠手藝或賣苦力為生，經(jīng)濟上稍好一點的，就不住這兒了。姥姥的父親就是個廚子。姥姥五歲時死了娘，她有一個姐姐、兩個哥哥。母親沒了，全家人的生活就由父親一人承擔。那時辦紅白喜事，講究搭棚請客，父親有時接了為人家做席的活，常帶兩個哥哥做幫手，家里就剩下五六歲的小女兒。這里沒有讓當下北京人自豪的四合院，院里只有南房三間，北房三間，住四戶人家，姥姥家住兩間北屋。晚上害怕，怕人也怕鬼，嗓子眼兒里跟堵個大疙瘩似的……

　　姥姥的故事就從娘家講起。她的敘述平靜而安詳，絕非是很多年前我們聽憶苦報告那種滿腔仇恨控訴的口氣。姥姥固然是個苦命人兒，十歲多就跟著姐姐進廠做工去了，十二三歲給毛紡廠做加工，紡毛線，有時也擇羊毛，一天掙六個大子兒，夠吃棒子面的。但姥姥也是個聰明人，記憶力超強，八九十歲的老人說起兒時民謠，朗朗上口。比如：“初二、十六，毛廠的吃肉，每人四兩，七折八扣，掌柜的盛一碗，不管伙計夠不夠。”還有：“一根拐棍兒我拄著；兩撇胡子我捋著；三炮臺我抽著；四輪馬車我坐著；五（武）家坡我聽著；六國飯店我吃著；七層高樓我住著；八圈牌我打著；九塊錢我掖著；十（實）在不成我走著。”她說，這都是那些窮人，看富人過好日子，心里羨慕，只能編個歌謠過過嘴癮。

　　從姥姥的講述中我們了解到很多窮人過日子的場景。比如講到去觀音寺打粥，可謂細致入微，打粥人如何，舍粥人如何，說得清清楚楚；最讓人感動的，是打粥時天寒地凍，排隊時間長，手腳都凍僵了，“為了我打粥，你太姥爺還給我做了一個棉手揣子”，看出父親對小女兒的細心呵護。后面說到雍和宮臘八舍粥，就相當隆重了：“每至臘月初一日，總管內(nèi)務(wù)府派官員率蘇拉至府庫將各類熬粥食材、家什、柴禾等備齊，初二開始運往雍和宮，初五運齊。初六，皇上派蒙古王公一人，會同內(nèi)務(wù)府總管大臣，率內(nèi)務(wù)府三品以上官員、廚師、蘇拉人等，至雍和宮監(jiān)督稱糧、搬柴i。初七早晨，蒙古王公擇吉時下令：小喇嘛生火；經(jīng)驗豐富的喇嘛掌勺熬粥，依次將奶油、小米、江米、紅棗、核桃、桂圓、瓜子、葡萄干等放入鍋中。初八丑正（凌晨兩點），第一鍋粥熬熟，即以碗盛供奉佛前。蒙古王公進宮復(fù)命；全體僧人開始在法輪殿誦經(jīng)，百盞酥油照法輪通明，香煙鼓樂昭釋門莊嚴；清晨，雍和宮喇嘛向京城百姓舍粥。” 這風俗延續(xù)至今，只是不再這么繁瑣了。窮人家就不能太講究了，有什么擱什么，煮點小米兒、蕓豆，擱幾個花生，那也算不錯了，還有喝不上的呢，只能上廟門口排隊等著舍粥去。

　　姥姥所講述的“窮出來的知識”，我們這一輩有些是經(jīng)歷過，或見識過的，更年輕的就未必了。比如她說的“打胳膊”，現(xiàn)在的年輕人應(yīng)該沒有這種生活經(jīng)驗，我卻并不陌生。當年我媽給幾個孩子做鞋，都是先打胳膊，剪成鞋底兒的樣子，再用麻繩納鞋底。還有她說的“請會”，后來叫“互助費”，現(xiàn)在恐怕也沒有了，當年卻是相當普遍的，幾乎每個單位的工會都有義務(wù)幫助職工組織和管理這件事，并幫助生活困難的職工度過難關(guān)。像這樣的事，如果不是姥姥這樣的老人講出來，不僅宏大的歷史敘事不會提及，而且，清高的文人敘事也是不屑一顧的。而這正是這部作品的意義和獨特價值所在；這也就是梁啟超所言，歷史記述者“所應(yīng)負之責任也”。

　　書中還安排姥姥依次講述了二月二龍?zhí)ь^、三月三蟠桃宮、清明節(jié)、四月一的“頭道茶棚”、五月初五端午節(jié)、七月七女兒節(jié)、七月十五中元節(jié)、八月十五中秋節(jié)、九月初九重陽節(jié)、十月一，鬼穿衣、冬至、臘八、臘月二十三小年、年三十、大年初一、初二、破五、正月十五元宵節(jié)、雍和宮打鬼（正月二十九或三十）等，這一年中所有年節(jié)的講究、規(guī)矩，都講得生動有趣，讀后大開眼界，有些內(nèi)容是可以彌補民俗史敘事之不足的。比如講“頭道茶棚”，我們聽說過當年有去京西妙峰山娘娘廟進香的習俗，但是，從未聽說過沿途還有十幾道茶棚，而且頭道茶棚就設(shè)在德勝門外，從四月初一早晨就有人燒香，一直延續(xù)到十五，大伙兒都燒香，還有拜香的，打遠處磕著頭來的，由這兒出發(fā)，上妙峰山拜娘娘。除了進山燒香的，還有賣吃的的、舞獅子的、耍幡兒的、耍叉的、耍棍的、敲鑼打鼓的，那種熱鬧，是今日那些所謂廟會、大集無法比的。

　　此處不宜過多地“劇透”，有興趣的讀者可以找書來看。而我不能不稱贊此書的，是京梅整理、編校此書的態(tài)度，非常嚴肅認真，絕不敷衍了事，這體現(xiàn)在她為了考訂姥姥所述之真?zhèn)危匪輾v史真相，不僅翻閱了大量的明清、民國的文獻和筆記，甚至做了一些必要的田野調(diào)查，并寫下了幾萬字的考訂文字。近年來，口述史相當流行。很多人或不了解做口述史應(yīng)有的學術(shù)標準，或不肯下大功夫，貢獻出來的往往是口述者的“原生態(tài)”，這其實是不負責任的。借用傅斯年先生的說法，史料可分為直接史料和間接史料，那么，口述則類似于直接史料。直接史料未經(jīng)中間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轉(zhuǎn)寫，應(yīng)是比較可信的。但直接史料也有自己的短處，即或為孤證，或因時間久遠，不能保證記憶準確，或因各種難言之隱，未能將真相和盤托出。因此，很多時候，直接史料還需間接史料的佐證和補充。間接史料雖不如直接史料更靠得住，但有些間接史料反是前人精密歸納直接史料所得，也是不該輕視的。京梅就很善于利用間接史料與姥姥的自述互相印證，增強了口述的可信度。比如她對姥爺家祖墳和族譜的追尋，大可看出她的執(zhí)著和用心。我還記得她在新疆伊犁參觀將軍府舊址時的專注，當時不知她的用意，讀了她在這本書中所寫“作者按語”，才真正明白她的用心之良苦。她這一長篇按語，幾乎可以稱之為一篇關(guān)于家族史的論文。

　　最后還應(yīng)提及的，是百歲老人李濱聲老為此書繪制的數(shù)十幅精美插圖，一如他的傳統(tǒng)風格，簡潔、生動、有趣而幽默，給閱讀此書的讀者增添了許多樂趣。而書中的老照片，不僅豐富了該書的歷史感，也讓我們感受到了姥姥的慈祥、善良，也更理解了京梅對從小撫育她長大的姥姥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