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過渡勞動》：田野調查7年，不把外賣騎手苦情化

　　《過渡勞動》。作者供圖

　　“在寫作的過程中，我不得不時常抵抗一種壓力，那就是把外賣騎手苦情化、扁平化的壓力。”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孫萍在《過渡勞動》導論中說。孫萍將外賣騎手的勞動描述為一種“過渡勞動”的狀態，描述了這一職業群體的流動性和不確定性，展示他們在城市之中如候鳥般來去匆匆的生活。

　　《過渡勞動》一書深入探討了中國平臺經濟背景下外賣騎手的勞動形態及其社會意義。通過在19個城市歷時7年的田野調查，帶著行動派的熱情，記錄下騎手懸浮于正式與非正式勞動之間的真實狀態，關注到平臺從對勞動者本身的控制轉向對勞動過程的精細控制的關鍵轉變，從而提出“過渡勞動”這一概念，反映出勞動者對未來職業發展的關切。

　　既不是開始，也不是結束，而是一種懸浮狀態

　　在接受中青報·中青網記者采訪時，孫萍直言：“每天奔跑在街頭巷尾的騎手會讓我產生一種數據唾手可得的樂觀。”而實際的情況是，在街上“捕捉”騎手并不容易。“他們像池塘里游來游去的小魚，極易受到驚嚇。靜止的時候你撲上去，他們會立馬躲開或者逃跑。”

　　為了完成對于外賣騎手的調查，拿到真實的數據，孫萍自己去送外賣。她說，感受特別深的是“因為受到工作的限制，新手去跑外賣就是‘菜雞’”。作為一名高校教師，沒辦法去跑外賣做專送騎手，只能做眾包騎手。

　　“像我這樣的眾包騎手非常‘菜雞’，第一是搶不到單子，好單子很快就會被專送騎手搶走，剩在搶單大堂里面的單子幾乎都是‘取經單’，所謂‘取經單’就是要歷經九九八十一難才能送到的那種單子。”孫萍說。

　　她有一次搶到的“取經單”需要爬樓梯，手里還提著兩個西瓜。“搶到這種單子，可能未來一兩個小時就只能送這單了。”

　　“一個專送的騎手，一般會在一個小時之內協調七八個訂單。”孫萍說，她將外賣騎手的勞動描述為一種“過渡勞動”的狀態，對于參與其中的勞動者來說，這樣的勞動有很強的“有待確認性”，它的存在既不是開始，也不是結束，而是一種懸浮狀態。

　　談到自己為何去送外賣，孫萍直言：“在田野調查中，我慢慢學會了如何體驗和理解這個江湖。有時候是我的嗅覺、觸覺、聽覺等器官變得更加敏銳，有時候是我理解空間、地方、流動的思維變得更加活躍。”

　　在書中，孫萍采用了自下而上的展開方式，試圖將話語的主體性重新歸還給個體勞動者，從他們的視角窺探過渡勞動形成的原因、過程和引發的社會影響。

　　談到這本學術著作對于青年的作用，北京大學教授戴錦華表示：“對于年輕人來說，對這個世界充滿迷茫和疑惑的時候，可以看一看周邊的人在經歷什么，以及他們的這種經歷和自我的勾連，這種有智慧的做法可能給自己帶來破局之道。”

　　“送外賣讓我對批判變得更加謙卑和謹慎”

　　“數字職業研究小組”成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碩士研究生三年級學生雷津皓談到自己送外賣的經歷時說：“能明確地感受到這個外賣系統在引誘你，讓你一步步上癮。”2023年3月，孫萍說：“你能不能跑跑外賣，做一做田野調查？”雷津皓剛好很感興趣。

　　“我跑的第一單外賣非常輕松，取餐的地方到送餐的地方只有100米。”雷津皓接下的第二單，也是100多米，稍微遠一點點，第三單再遠一點，大概就是900米。“這個系統會一步一步引誘你去迷戀上這種勞動。”

　　然而，事情并不簡單。

　　在一個小區，顧客要求把外賣放到外賣柜里。但雷津皓翻來覆去在手機里就是找不到外賣柜的打開方式，眼看要超時，剛好來了一個外賣員，他趕緊過去求助。

　　跑外賣之前，雷津皓還“跟車”跑過外賣。2023年11月2日，雷津皓在交給孫萍的田野筆記中，有這樣一段記錄：

　　上車后，鑫哥第一句話是，“我這單可遠啊！”“遠不怕，就怕不遠。”我回答說。

　　正說著一股推背感襲來。鑫哥騎車的感覺比我上次跟車可兇太多了，用橫沖直撞來形容完全不過分。

　　我坐在后面膽戰心驚，唯恐出意外。接下來，更讓我膽戰心驚的事情來了，鑫哥在機動車道開始擺弄手機，他在搶單……

　　“在跟車和送外賣的過程中，我總是把過程記錄得很細，因為孫老師要求我們能夠重新回到那個現場。”雷津皓說，那段時間，他和幾個“數字職業研究小組”的同學每天外出跟車，每天記錄和騎手們一起送外賣的各種“現場”。

　　雷津皓說：“《過渡勞動》讓我對批判變得更加謙卑和謹慎。當二維的知識在現實生活中變得高低不平的時候，我也會和孫老師去反思一些高高在上、看似宏大卻不著邊際的學術論斷。”

　　戴錦華認為：“重要的不在于同學和老師去送外賣，而是他們能夠在多層次上深入到這樣一個新的生產和生活的勞動狀態中去，所以，我真是從內心深處對他們充滿敬意。”

　　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劉北成說：“《過渡勞動》一書字里行間浸透著作者對勞動者的理解與尊重，在這個舊有結構與新技術權力絞合的時代，釋放出一種溫暖的力量。”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李桂杰